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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范冰冰的事,犖颐幌房膳摹保骸惫碜印毖菰贝笈厝毡?牬车粗泄?6年梦想止步从风俗区生意人到上戏留学生井喷的抗日剧带来契机看尽中国演艺圈百态“因为范冰冰的事,我没戏可拍了”

作者: 来源: 时间:2019-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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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日本国土的那一刻,“鬼子演员”高岛真一觉得一切都变慢了。

他的老家良乡位于日本北陆地区石川县,一个靠近日本海的地方。抵达当日,他在写着“欢迎来北陆”的观光标语前驻足了几秒,接着从新干线换上慢车,电动门变成了手动门。出站后,他先搭乘一段出租车,再步行一小段路,终于见到了阔别30年的老宅。

49岁的高岛此前在中国演艺圈“混”了16年,累计参演了26部电影、54部电视剧。


他常常自诩为“50亿票房”演员——这是因为电影《流浪地球》票房47亿、《厨子戏子痞子》票房近3亿,即便他在其中的戏份屈指可数。但随着这两年中国影视圈进入资本寒冬,以及因影星范冰冰而起的“税务地震”,他的戏路走到了尽头。

今年5月1日,高岛在微博撰写了《惜别》一文,对外公布了决定中止演员工作,回日本生活的消息。离开前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为之前参演的管虎导演的新作《八佰》配音。殊不知,“息影”前的最后一部作品,近来却因为技术原因“爽约”上海国际电影节。

高岛真一不是第一个从中国离开的日本演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在中国演艺圈“摸爬滚打”十余年,从没有台词的群演到名字位于演员表中的显著位置。回到日本之后的生活意味着一个全新开始,也会有着诸多的“水土不服”与无可奈何。

从风俗区生意人到上戏留学生

5月27日登机前,高岛发了一张自拍,留下“后会无期”四个字,便踏上了回乡的征程。四个黑色书包,是他带回去的全部行囊。

回家几日,高岛慢慢适应了这里的慢节奏——他跑去朋友开的点心店吃刨冰,到邮局银行办理各种手续,逛超市买零食,但更多时间是留在老宅收拾庭园。

离开老家时,高岛才19岁。他跑去东京寻找营生机会,并激发出了一段“演员梦”。

当时他找到当地一家小剧团打工。在日本的小剧团,演员习惯称自己为“役者”,意为舞台上演一个角色,舞台下做一个普通人。排练以外的时间,大部分演员只能靠打零工糊口。虽然兴趣满满,但高岛没能坚持下来。为了生计,他跑去东京知名风俗区讨了份工作。

不久的功夫,高岛便将几条街的“生意”打理得妥妥当当。当时的老板对中国很感兴趣,就问他说:“你想去中国吗?我可以每月出3万元人民币供你在中国学习,将来帮我打理中国的生意。”

高岛同意了,2003年飞去了上海。33岁的他迈入人生中的第一所大学——上海戏剧学院。学习汉语的日子让他难忘,每天吃食堂、睡寝室,还谈了个中国女朋友。平日里,他有机会蹭看上戏小剧场的话剧,“当时一下想起在东京小剧团学表演的日子”。不到一年,日本老板放弃了在华做生意的想法,切断了对他的资助。高岛却决定留下来——曾经的演员梦又燃起来了。

类似的经历也在矢野浩二身上上演。作为“天天兄弟”而在中国为人熟知的浩二,在决定当演员之前,曾在大阪的一家酒吧打工。

在大阪乡下长大的浩二,一家六口挤在十几平米的房子里。18岁高中毕业后,他做过邮递员、送奶工,20岁来到一家酒馆做酒保。某天,一位经常光顾的客人夸他帅气:“你在这种地方能做什么?去东京当演员吧!”这句话让小酒保的心蠢蠢欲动。

作出决定后,浩二的斗志被史无前例地点燃了。到了东京,他先在新干线的车内找了份工作,一边打工一边寻求当演员的机会。后来,他换来为著名演员森田健当私人助理的机会,一干就是8年。

当时的日本适逢泡沫经济,整个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迷状态,大量影视制作公司纷纷撤资。1996年,日本人的观影量跌至历史最低——全年不到1.2亿人次。

与日本萧条的境况相比,2000年初期的中国影视业刚刚开启市场化改革。一窝蜂涌入的资本和相对宽松的行业监管布局,让中国影视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这也给很多日本演员带来了机会。

浩二在中国拍摄的第一部戏并不是抗日剧,而是一部青春偶像剧。2000年4月,他被选中在中日合拍的电视剧《永恒恋人》中饰演一名日本留学生,这是他第一次担任男主角,并与陈建斌、吴越对戏。在中国3个月的拍摄经历,让他作出了来华发展的决定。回望当初,这个决定被他称作是“悬崖边的再起计划”。

井喷的抗日剧带来契机

有业内人士在2012年做过一个统计,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全年使用群众演员共计30万,其中六成以上演过“鬼子”;全年接待的150个剧组中有48个涉及抗日题材,平均每天有300个“鬼子”被“打死”,因而被网友调侃为“横店抗日根据地”。

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抗日剧的剧情也起了变化,朝着愈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原本完美无缺的抗日英雄,变成贴近生活的有着“缺点”的平民。这无疑让抗日剧更加富有戏剧性,从而也吸引了更多的年轻观众。但不少剧目也出现过度娱乐化的趋势,所谓的抗战神剧应运而生,并频频遭到吐槽——“裤裆藏雷”“子弹拐弯”“石头砸飞机”等桥段实在过于雷人。

井喷的抗日剧给渴望来华发展的日本演员带来了机遇,而出演“鬼子”,也是他们摸索出来的一条戏路。

决定留在中国之后,高岛便一头扎进影视城,与喊着“我要成名”的中国无数演员一起递简历、进剧组、吃盒饭。

2004年冬,他获得了第一次演出机会,在电影《我的母亲赵一曼》中饰演一名日本警察。这也是他留在中国银幕上的第一组影像。这部剧中,高岛只需说日语台词,服装道具也是自己准备的。他戴着一副黑色墨镜,嚣张地对一位穿旗袍的女人说:“小包里有什么东西?”在导演的要求下,他还打了那个女人一巴掌。

拍摄《厨子戏子痞子》时,高岛结识了同乡大冢匡将,两人一见如故。后来,在看到高岛说要回国的微博文章时,大冢立刻从日本打来电话询问。“我放心了,哥哥没有放弃做演员。”大冢在电话中说,“现在回老家思考一下人生也是很好的,有时候(人生)需要休息一下,再重新开始。”

与高岛有戏就接的风格不同,大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很抵触扮演“鬼子”。他一度拒绝了所有抗战剧,并不断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反复去演同一个角色?中国年轻人会喜欢这类剧吗?”

但当他看到《永不磨灭的番号》的剧本时,还是被打动了。跟以往的抗日剧不同,这部剧中的故事被用诙谐、幽默甚至荒诞剧,辅以正剧的手法讲述出来。2010年播出后,该剧得到了空前的好反响。北京地铁一号线上,大冢头一次被女粉丝认了出来。合影后,大冢好奇地问:“你们年轻人也爱看抗日剧吗?”“戏好的话,大家都爱看。”女生说。自那以后,只要剧本好,即使是扮演日本军官,他也愿意尝试。

看尽中国演艺圈百态

在中国演艺圈混久了,除了有机会见到大场面和大人物,更能了解到圈子里的“潜规则”。

高岛曾在《厨子戏子痞子》里同时与三位影帝飙戏。“黄渤每次会带我进入角色。张涵予看我被绑起来一直发抖,就给我点烟递到嘴边,说抽一根吧。”

他更视导演管虎为恩人。最后一次见管虎,是在跟日本演员的一次聚会上。管虎当时带了好酒,和大家一起吃火锅。“你回日本干什么?你不要回日本,必须坚持、坚持……”面对恩人的话,高岛嘴上应答“好,好”,心里却说:“对不起导演,我坚持不了了,真的坚持不下来了。”

酒过三巡,管虎醉了,坐在椅子上垂着头嘟囔:“给高岛一百万,给高岛一百万。”管虎还答应说,有适合的角色就让他回中国拍戏。

同样参演了《厨子戏子痞子》的大冢匡将之所以在中国待了十年,缘于与偶像成龙大哥的一次“约定”。2006年他在中央戏剧学院进修班学习的时候,得到给成龙做翻译的机会。大冢坦言,“我很喜欢你的电影。虽然来北京学汉语,但打算之后去香港发展。”成龙却建议说:“不要去香港,香港的电影市场越来越不好了。连我都来北京了。”大冢于是向偶像保证,自己会在北京努力十年。

有机会与中国的大腕飙戏之外,在华的日本演员们惊讶于这些人的高收入。高岛拍摄《红色》共三个月,获得12万元人民币的片酬,对他而言这是一笔“巨款”。大多数影视剧中,他的戏只需两三天就能拍完。每天片酬3000到5000元,一般两三个月能接到一部戏。

而中国影视明星的收入,是远远高于日本同行的。日本因经济不景气,演员与行业达成共识,大家会自降片酬,即使像木村拓哉这样的国际巨星也自行降价。日本媒体2018年公布的一线男女艺人单集片酬,男艺人约20万元人民币,女艺人只有5万到12万元人民币。而同等“咖位”的中国演员至少是他们的17倍之多。

在片场,高岛见过不少夸张的事。某个明星在休息时,指着不远处的小区说:“那边的房子可以买下来投资”。他还看到一个40多岁的男艺人让女助理帮他穿袜子,自己则用微信聊天。

名气对中国演员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这代表着片酬标准、角色机会及圈中地位。这让那些长期在华的日本演员也入乡随俗。约访时,矢野浩二不断询问:“这一次是专访吗?其他采访对象有名吗?”当听到另外几人的名字时,他表示并不认识,“那就采访短一点吧”。他也常常在微博中向中国粉丝“抱怨”:“日本观众都不认识我。拿他们没办法!”

在华日本演员的圈子不大,因此他们不愿多评价同行。但总的经验是,北京要比上海好混。很多导演会先在北京挑选演员,轮到居住在上海的高岛时,已经没有特别好的角色了。

即便有了几部代表作,高岛在片场的待遇还是和群演差不多:排队等打饭、等待接泊车、没戏拍的时候被晾上一整天。加上酒量不好,他也很少参与剧组聚餐,因此丧失了与演员前辈乃至副导演群体社交的机会。

“在北京,很多没代表作的日本演员都比我的片酬高,我真的很难过。”在微博长文《惜别》中,高岛诉说了在华16年的经历,提到自己没有努力和制片人、导演搞好关系,也抱怨了演艺圈诸多不公平之处。但对此,高岛有着自己的坚持:“这样的剧组是垃圾,不要靠近才是正确的。”

“因为范冰冰的事,我没戏可拍了”

闲着的时候,高岛一门心思都在微博上,每天在微博上更新一日三餐和自拍。

如今,他的微博粉丝达到了17万,虽然远不及矢野浩二的340万。

但浩二为中国观众所熟知,并不是以日本演员的身份,而是作为湖南卫视综艺节目《天天向上》的主持人。每次录节目时,浩二都站在“天天兄弟”主持天团的最右侧。他在节目中喜欢讲冷笑话,却由于表达迟缓屡被“嘲笑”,但也因此让大家记住了他。日本嘉宾来参加节目,浩二会临时充当翻译,这样能多说几句串词。

有一阵子,关于浩二的各类花边新闻增多,而这大部分是基于他的日本人身份。“《天天向上》刘斌怒骂矢野浩二事件”“矢野浩二娶中国妻子,女儿也入中国籍”“矢野浩二接受年度日本外务大臣表彰”等,这些新闻给他带来更大知名度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非议。

网上有关于浩二的各种流言,有传言说他在某年元旦回日本探亲时遭到日本右翼毒打,还有人说他被右翼分子下毒等等。对此矢野浩二立刻说:“这都是假的!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的消息。”他之前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自己除了在电视剧里死过,生活中并没挨过打。

2015年8月,浩二荣获由日本外务大臣颁发的外务大臣表彰,他在发表感言时说:“我心想这15年拼尽全力到现在,终于能得到日本国民的一些理解和认同了。当然,不理解我、对我恶语相向、说我是日本叛国贼的人依然存在着。不过我还是坚持我的态度,不会去理会这些愚笨的人。历史和时间会证明,我的态度和我的做法一定是正确的。”

除了当演员,日本艺人来华的身份也变得更多元化。浩二抵京的第二年,来自日本兵库县的宫下匠规也步其后尘,成为“北漂”中的一员。23岁的他,开辟了日本人来中国选秀的道路。热爱街舞的他当时留着披肩长发,戴着街舞潮帽,穿着T恤开衫和嘻哈裤,手腕上绑着一串佛珠。

回忆起在中国获得的成绩时,宫下如数家珍:2004年参加“外国人中华才艺大赛”夺冠;2007年东方卫视我型我秀获全国百强、MTV炫舞门街舞大赛全国十强;2008年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周冠军;2009年组织了首个中日HIPHOP团体“龙者”,2012年发行其第一张EP唱片。他最常跟日本朋友提到的,是当年在济南体育场给3万名观众表演时的盛况。

已经回国7年,宫下仍怀念在北京时“自由自在”的日子:组乐队、做唱片、跳街舞、拍MV、参加比赛、上电视。“那是一段失败了也不害怕的日子。”他操着浓郁的北京腔说。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中日关系的急转直下给在华的日本演员们带来了直接打击。2011年,因为钓鱼岛争端,浩二丢了工作,也因为一些特殊原因,离开了《天天向上》。2012年北京爆发反日游行后,宫下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土豆网的节目停播了,原本谈好的中日交流翻译工作也没了。为了生存,他只好在工作室教人跳舞。而由于没有正式工作,即将到期的签证也面临问题,归国成为唯一出路。

虽然在上海接不到更多演出机会,高岛却坚持在此生活,因为喜欢。2001年他第一次来上海旅游时,风俗区的收入足以让他入住外滩600元一晚的和平饭店。但如今,他却付不起5000元的房租,只好从市中心搬到郊区。而到了2018年,本就严苛的外国人在华签证更不那么容易拿到了。

“因为范冰冰事件,连中国演员都受到影响,我更是没戏可拍了。”高岛叹气道。这两年中国影视圈进入了资本寒冬,横店的生意也惨淡了许多。往年常常是四五十个剧组同时驻扎横店影视城,如今却不足十个。行业处在风口浪尖,很多影视公司在处理税务问题、演员片酬问题、合同问题上变得更加谨慎。

高岛说,今年以来,连“鬼子”的角色也很难接到了。“大环境不景气,一些中国演员的要价也降了,不少日本军官的角色重新考虑找他们。”

回国后遭遇“水土不服”

高岛回到日本时已是令和时代,日本荧屏上活跃的男星早就变成山田凉介、山崎贤人、菅田将晖等一众“90后”新人了。

有朋友帮高岛牵线,为王宝强主演、即将于日本开拍的新电影《唐人街探案3》做翻译,但被他婉拒,“因为太不稳定”。他的终极理想,是让日本演艺圈可以像接受好莱坞归来的演员一样,接受从中国回去的演员。

熬了十年,大冢在2015年离开北京,回国后娶了个日本姑娘。如今,他签约了本地一家经纪公司,老板十分尊重和认可他在中国的发展经验。“但我已经40多岁了,在日本有很多比我帅、比我年轻的演员,我的机会更少了。”

为了维持生计,大冢捡起大学的建筑专业,学习庭园植被的维护工作。“虽然我对此不感兴趣,但如果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演戏也可以养活家庭。”他给自己的演艺生涯设了年限——闯荡到50岁。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日本人”,矢野浩二反复强调:自己不完全是回国发展,只是多了一个发展空间。在中国活跃数十年后,他从2016年起同步在日本演艺圈发展,签约了拥有米仓凉子、上户彩等知名影星的经纪公司OSCAR,开启了在本国的演艺之路。但在公司的宣传走廊上,他的照片被贴在角落里。

“在日本,我还是新人,没那么有名气。”他直言,在日本,新人意味着没有话语权。“在中国拍戏时,我可以得到很多尊重,心情也很舒畅。回国发展的三年中,我作为晚辈,不能向前辈提出自己的想法。他们会生气的。”

只不过,他终于不用再演日本军官了,相反,开始在日本影视剧中扮演“中国人”。在北川景子主演的新剧《卖房子的女人》中,矢野浩二出演一位有钱的中国买房客。在一场冲突戏中,他给自己加了一句台词:“你们不要说日语,我听不懂!”

在日本,如今预算相对便宜的娱乐节目收视率也不比电视剧差。懂中文的浩二捡起老本行,在NHK的节目《华语视界》和《吃美食交朋友》中担任主持人。有一次,浩二在东京川口市的中华街寻找中国美食时,那儿的中国人立刻认出了他。2018年《天天向上》录制十周年特辑,浩二回到长沙,和过去的兄弟们共同出现在舞台上,并跳起了招牌的鸵鸟舞,引发不少观众泪目。

日本更换年号的十连休假期之间,浩二切换于中日两国拍戏,而这并不容易。中国讲求速度,日本拍摄一集剧集一般要花费一周,而中国三天左右就完成了,速度快了一倍以上。怎样跟上速度、调整日程,都需要有良好的心态。

在中国习惯了灵活多变的思维方式,回国后,一些人始终难以适应保守的日本社会。

宫下在中国是北京卫视和央视的常驻嘉宾,回国后顺利入职一家本地电视台,担任出镜记者。虽然收入稳定,但他只坚持了2年。他直言,自己已经无法适应日本的职场。“为什么前辈说什么都是对的?为什么不能自由说出自己的意见?”

“日本演艺圈一点也不国际化。演员歌手那么多,但发展好的外国人没几个。”宫下说,自己空闲时会去东京的一家酒吧做驻唱,但对演艺圈已经没了兴趣。“在日本,失败是很沉重的一件事,会遭到周围人的质疑,认为你拖了大家的后腿。”他想了想说,“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选择留在中国。”

现在他经营着一家翻译公司,去年接到过来自日本外务省的订单,为去日本东北灾区采访的中国记者团做翻译。休息时,他给来自中国的友人们唱起自己十年前的中文单曲《大爱》,一字不落背下了整段Rap。

这两年来,随着中日关系回暖,演艺圈互动频繁,很多有名的日本演员及导演争相来中国发展。去年《妖猫传》在中日两国上映,染谷将太和阿部宽等一线演员都出现在海报的中心位置。木村拓哉、山下智久、山崎贤人、斋藤工等知名影星也扎堆在中国开微博、做访谈。

宫下从中看到了商机,打算近期跟中国朋友聊聊开办演艺公司的事情。再来北京时,宫下已是生意人,再无心追梦了。


本文为凤凰WEEKLY头条号内容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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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关珺冉

编辑|漆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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